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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揭秘澳门博彩业众生相,不希望书被当成“赌徒宝典”

发布: 201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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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神》《赌圣》看多了,那真实的澳门赌场是怎样的呢?《“蝶变”——澳门博彩业田野叙事》全景展现了澳门博彩业的方方面面——博彩业的兴衰、全球资本的竞相争夺、帮会社团的纷争、政府的监管和控赌,以及围绕着博彩所呈现的众生面相。
作者 |  阎海军
阎海军,媒体人,非虚构作家,出版作品《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官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
    几年前,曾亲耳聆听一位省级民政官员下基层调研时痛斥基层民政干部:“你们推拖拉机(一种赌钱方式)输个一百两百,眼不跳心不惊,干部随时赌,开车的司机也是一有机会就赌,但你们做低保工作审核卡得那么死,低保金对于低保户那可是救命钱啊。”那位民政官员痛斥的赌博行为,相信中国人不论城乡都已司空见惯,但很少有人对此大惊小怪,大多以“小赌怡情”搪塞而过。中国大陆禁赌,但“小赌怡情”宛若家常便饭。对大多数人而言,类似电影《赌神》那样的豪赌,是“远在天涯”的。不过,眼下大陆新富在澳门赌博输得倾家荡产的亚虎国际娱乐还是很多的。
    传统赌戏——番摊。
    祖国大陆经济的腾飞催生了大量先富人群,澳门博彩业是他们炫富、寻刺激的乐园。一本关于澳门赌事的书——《蝶变:澳门博彩业田野叙事》就道尽赌场的百态人生。《蝶变:澳门博彩业田野叙事》以极为丰富详实的田野资料为底,运用人类学调查方法,为我们描摹辨析澳门博彩业的方方面面——中外“赌戏”的规则玩法,全球资本的竞相争夺,帮会社团的纷争,政府的监管和控赌,赌场周围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及由此呈现的独特社会面相与文化。
    《蝶变:澳门博彩业田野叙事》。
    作为偏门行业,所有参与赌博的人都清楚赢得少输得多,但是病态赌徒依然要铤而走险。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搭档特维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论”很好地概括了人们对赌博的热衷。“赢来的一块钱比工作赚来的一块钱要甜蜜”,这句由赌徒发出的感慨,同样深刻地诠释了赌博的全部意义。赌徒总是在“回溯心理”的驱使下,“把曾经赢钱的经历,当成自己赢钱的能力”,不断展望前景,越陷越深。赌场是各国资本竞相角逐之地,金碧辉煌、挥金如土的背后,是无数人倾家荡产、万劫不复,更有甚者跳楼上吊、家破人亡。博彩业吸附的“社团”、色情、当押、扒仔等各类寄生行业和寄生人群,更是在扭曲、倾轧、灰暗、无助、冷漠、决绝中丰富了人性的乖张和恣肆。
    澳门国际中心一层通道处的露宿赌客。
    《蝶变》一书引述广泛、采访扎实。关于事实的调查,结构上宏观全面、内容上细致入微。大量一手资料的引用,有亚虎国际娱乐报道的严谨真实风格。把各种人的行动轨迹和存在逻辑一一梳理,把各种人的生命故事和存世形态一一展露。作者用人类学的方式,田野调查的策略,手术刀一般不动声色地揭开了赌场内外不被人所知的领域。触及与博彩业相伴生的灰色地带甚至黑色地带,难免会触碰到隐秘的人事。学术道义的光辉背后,自然是巨大的现实压力。不过,这本著作目前已进入多项好书榜单,这是对作者“冒险行动”最好的肯定。客观、科学、系统和尊重是田野叙事的原则,与任何方式方法一样,田野调查有优势长处,必有劣势短处,具体到《蝶变》一书,我们会感受到田野范式细致入微的叙述过程,完全掩盖了作者自己的声音。田野调查文本在保持“田野味道”原汁原味的同时,到底要不要作者的观点亮相呢?谷雨对《蝶变》作者刘昭瑞、霍志钊,就澳门博彩业的前世今生、病态赌徒问题,及田野叙事的方法论,做了深度访谈。

    澳门人对博彩业爱恨交织

    谷雨:“赌博是一种靠人堕落而牟利的行业”,在中国民间,赌博和坏人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我们的文化里,“吃喝嫖赌抽”五毒中就有赌博一项。大陆严禁赌博,但是从你的田野调查来看,大陆赌客早已是澳门博彩业的常客,且支撑了澳门赌业的半壁江山。另外,大陆经常会破获一些豪赌的案子,这充分说明赌博人群的数量巨大。人类似乎天生好赌,即使除去那些病态赌徒,还有大量的人存在赌徒心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赌徒心理?刘昭瑞 霍志钊:大陆赌客是包括澳门在内中国周边赌场的常客,甚至也是欧、美赌场招徕的主要对象,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关于赌徒心理的分析,本书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因为这不是本书的叙述重点,并且牵涉到另外一个学科背景的问题,国内外相关文献也已有大量分析。但是,赌徒个体在赌场内外的心理感受,本书有比较多的叙述。一言以蔽之,欲望、刺激、慰藉,是赌客走向赌场的心理驱动力,直至山穷水尽。谷雨:澳门博彩业是高税率(39%)行业,支持着澳门的民生事业,这个行业在非赌客群体或者普通市民心中是个什么位置?刘昭瑞 霍志钊:近代以来,博彩业在澳门一业独大,这是历史、区域位置等各种因素共同铸就的。受益于2004年以来众多外资赌场的落地,数年之间,澳门已成为世界博彩业的“老大”,其市政建设、社会福利、充足的就业率等,无不拜博彩业所赐。现在的澳门人,可以说对博彩业爱恨交织,它使澳门这个微型经济体更加典型,它改变了澳门传统的“熟人社会”,也使普通市民有绝对收入上升之“喜”,但又有相对收入下降之“痛”。如果尝试简单回答博彩业在普通澳门人心中的位置这一问题,仅从就业选择这一角度而言,现在的澳门人,第一选择是政府公务员,第二选择仍然是博彩业。
    新口岸区的大型赌场。
    谷雨:2015年11月,澳门博彩业月收入创出164亿的五年以来的低位,你据此判断澳门博彩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从长远利益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澳门博彩业黄金时代的远去是幸还是灾?刘昭瑞 霍志钊:2004年以来,澳门博彩业的极速发展,可以说让人瞠目,甚至澳门特区政府及业内对此也没有足够的心理预期,更不用说普通市民。但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即如此高速发展,显然不具备可持续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个并非特别针对澳门博彩业的限制性金融措施,都可以让其掉头向下。这是澳门博彩业的天然痼疾,还毋论区域性、世界性的金融风暴或经济萎缩对其的影响。

    写作带有隐秘性的行业,风险常常不可避免

    谷雨:你的所有采访,全部是录音整理,还是文字记录?人名及供职的企业采取了半隐匿的方式,这种办法能规避相应的风险吗?刘昭瑞 霍志钊:不论是录音后的转写整理,还是面对面的文字记录,都是田野中常用的方法。但是,本书还有另外一种不得已的方法,就是“倾听”后,回到落脚地尽可能回忆并记录下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用录音笔或掏出笔记本来的,否则“倾听”的机会也不会再有。这是本书田野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至于本书的匿名方式,这是学科通则,但本书做了一些变通,在匿名方式的采用上,尽可能站在受访人的立场给予考虑,书中的《凡例》部分已有交代。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最后定稿之前,在征得部分人士的意见后,对某些敏感话题做了较多删节,主要见于本书第三章、第五章。至于能否完全规避给“讲述人”带来麻烦,尚需时间观察。
    某外资赌场内的德州扑克专区。
    作为本书的作者,同样不希望给自己带来风险,本书《后记》中曾写:“数年的田野,其中的曲折难以细表,一念之转,可能会避免了一场后果很严重的伤害,这样的经历作者不止一次。”这是田野感受的真实表达,只是没有举例,这里仍然不再想细说。2011年春节期间、2012年7月期间,作者分别接到过两次电话,言辞激烈并指名道姓,至今让人心有余悸。这也是促使本书在不影响相关主题表达而最终有所删节的原因之一。当然,选择此类带有隐秘性质的行业作为写作对象,风险常常不可避免,选择此类题材之前,作者就应该具有一定的担当意识。谷雨:《蝶变》一书700多页,非常扎实。你在澳门的田野调查时间花费了4年多,能分享一下调研经过和心路历程吗?刘昭瑞 霍志钊:以澳门博彩业为“田野”的人类学式的进入,始自2009年前后,资助资金落地是在2010年初。人类学的田野概念可以有多种理解,具体到本书的“田野”及其资料的获取方式,本书中的若干章节有涉及,本书《后记》也有所交代。简单说来,本书的“田野”,不仅包括现实的“田野”,也包括虚拟的“田野”。后者是指网上资料的取得,其途径在这里不便多说。本书的田野,大致遵循“田野进入→室内整理→再进入→室内整理→数度回访”这样一个过程。而长时期的赌场观察与对个别赌客在同一赌场活动的跟踪观察,也是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之一。另外,本书作者之一长期生活在澳门,博彩业即是他的职场。
    荷官。
    由于田野对象的特殊性,有时为了寻访到一个有效的报道人,其间有意想不到的困难,但相关资料在书中又不可或缺。比如,为了在广东腹地寻找到一个“中介人”,并希望以此为例来看“中介人”如何运作一个中等城市大资金量赌客到澳门的。其间辗转相约,请托游说,过程之曲折难以尽述。这些过程和中间人,作者有责任在书中将之隐去。但更多时候,虽历经周折,双方见面后,受访人却不愿意多说,或故意言不及义。这些当然也应该包括在田野过程之中。博彩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无论是经营者、中间人,还是赌客,“道德”与“法律”始终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那抹心头“阴影”;而学术伦理也同样对作者有约束力。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为了田野进程甚至资料呈现的制约。

    呼吁成立戒赌机构,以义工身份参与其间

    谷雨:很显然,因为税源的关系,博彩业就像烟草产业一样,人人都知道是危害相当大的产业,但是利税喜人,禁烟也就变得羞羞答答,名不正言不顺。人类很多歪门邪道的事情都是假借正义之名而大行其道的。由此追溯,你觉得政府是不是应该算最大的禁赌责任者?刘昭瑞 霍志钊:博彩业早已是一个世界性的行业,欧洲、北美乃至亚、非等处很多国家都承认博彩的合法地位。赌场合法化,是对人性中某些“欲望”的主动顺应,正如人们形容新加坡博彩合法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之恶”,赌场使人得以表现人性之中更为隐性的那一面。本质上看,赌博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投资行为,行为人只是希望在短时间内获益。
    赌番摊,出版于1870年的一本英文著作中的绘图。
    说到“禁赌”,视博彩为合法的国家或地区,只要在指定的场所并以政府与博企规定的方式进行的博彩行为,并不在禁止之列。但是,“限制”与“引导”以及对病态赌徒的心理援助,则一定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谷雨:赌博导致的恶性案件,可谓触目惊心。你在《蝶变》最后一章讨论了“控赌”问题,你也希望围绕赌博的类型,社会救助机构和政府机构的“控赌”能更加有针对性一些。你认为赌徒的“自我劝诫”,相对于任何形式的外来援助,更有效一些。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做“控赌”的工作?刘昭瑞 霍志钊:就全书内容而言,最后一章的文字,实际上还是不太成熟。但为什么还要有这一章的安排?甚至还要附上国际公认的测定何为“病态赌徒”的标准问卷?这些是基于社会责任、学术伦理、读者面向等方面的考虑吧。开句玩笑,你如果不能戒赌,读过本书后,它不会让你有正收益,但可能会让你多些自制力,可能会让你少输钱。作者不希望本书成为“赌徒宝典”,因此,对赌博危害性的强调也始终贯穿于全书。戒赌犹如戒毒,个人的心理因素乃至个人的器质性因素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强调“自我劝诫”,实际上也就是强调自我心理预警。
    国际中心地下层及一位露宿者的“床铺”。
    谷雨: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广东地区出现一家戒赌机构,根据你掌握的信息,你觉得这个愿望大约会在什么时候实现?实现这个愿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刘昭瑞 霍志钊:中国大陆周边国家或地区大都有赌场,或合法存在,或非法存在,大陆赌徒是它们的主要客源,隐性病态赌徒无疑大量存在。即使在本书田野结束之后,作者仍然常在不同的场合接触到具典型特征的病态赌徒。对病态赌徒的心理辅导、救助意识,应该是全民的共识之一,戒赌机构也应该是国家公益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现在不论是广东省还是其他省份,尚没有一家按照国际标准运营的戒赌机构,缺少的主要还是这种公益意识。就国际戒赌机构运行的现状看,主要形式是,政府给予适当政策,民间公益组织介入直接面对病态赌徒,政府、慈善组织(包括彩票等的发行者)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作者希望能形成一种集体声音向政府及社会力量呼吁,并且也在不同场合表示,如果这类机构得以成立,愿意去做义工募集者,本人也愿意成为义工的一分子参与其间。

    借“讲述人”之口表达,避免成见或老生常谈

    谷雨:客观、科学、系统和尊重是田野叙事的原则,你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访谈实录,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地反映了各阶层对博彩行业的看法,这种引述材料非常细致详实的做法,你有没有担心过冗长、拖沓的问题?或者说对你写作表达的直接性构成了干扰?刘昭瑞 霍志钊:“田野叙事”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或独立于其他形式的书写方式,作者只是觉得这个词便于概括本书的写作风格。本书竭力想呈现的是,作为一个产业链的澳门博彩业,它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博彩业的特殊之处以及在高速发展中所带来的“社会之痛”和“个人之痛”。本书的陈述多于分析,原因是想借“讲述人”之口对于上述各个方面加以表达,尽可能避免作者的成见或老生常谈式的推论,因为这类概而论之的文字已非常之多,并且读起来总是正确。至于“冗长”“拖沓”问题,可能存在于某章节,原因源于早期田野过程中寻找到的同质性“讲述人”众多,尽管做过删节,但考虑到若干资料虽有重复,但仔细阅读相关段落,还是可以发现“讲述人”的背景、重点等有一定的区别。有过较长时期田野经历的学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初入田野时,遍地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料;随着田野的深入,获取可资利用的资料会越来越困难。这一问题也同样一直困扰着本书作者,特别是本书的田野对象又是澳门这样的地方、博彩这样的行业,田野过程中所获的任何口述资料,得来都不容易。谷雨:以你对博彩业的调查和研究,你肯定对其有深刻的见解。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感觉很多问题你并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请问这是你刻意为之的吗?如果是为了突出田野叙事的特征,刻意不过多表露自己的见解,你觉得这会不会是田野叙事的一种缺憾?如果说你严格尊重了人类学研究、田野调查的学术范式,你是否反思过这种范式与大众接受之间的距离和途径?刘昭瑞 霍志钊:有一点是应该强调的,本书一以贯之的,是将博彩业视为一个产业链加以叙述,并根据其重要性确定其详略,甚至还要考虑资料获取的可能性。本书的“叙事”,不是“讲故事”,不会考虑“故事”中的“高潮”元素,但在对这一产业链中某一环节的“叙事”中,一定有一个或几个主要的“讲述人”,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也许可以视为这一环节的“叙事”焦点。至于本书有些章节让人读起来有时会有“欲言又止”之感,这大概主要还是源于田野对象的特殊性吧。对澳门博彩业宏大叙事式的讨论,不是本书主旨之所在,作者也没有将整个澳门博彩业作为某一种理论预设的试验场的意图,并且在作者看来,这似乎也不可能。任何一种著述,包括小说、戏剧类作品,作者的受众预期都有一定的指向性,本书作者也不例外。有趣的是,截止到2018年1月之初,已知对本书的公开好评,最早主要是来自财经界,例如《经济观察报》(2017年12月27日)将本书列为2017年冬季“财经类好书榜”五种图书之一;第一财经网(2018年1月3日)则将本书列入2017年度“社科类十佳”(社会理论与社会观察)图书之一。毕竟本书讲述的对象是难以估量的大资金的流转地、潴留地,任何与金钱有关的合法或非法的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

    孤独、焦灼与抉择

    谷雨:最近有一篇关于田野工作者的评论文章,作者认为:于田野工作者而言,访谈区域、工作的圈子甚至出生地和故乡,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客,尽管你熟悉其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但你依然是外人。大部分田野工作者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与痛苦之中,遭受情感与理智的双重折磨。你在开展澳门博彩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有没有体会到“遭受情感与理智双重的折磨”?刘昭瑞 霍志钊:如果将基于田野调查所获资料的写作视为一种职业的话,孤独、焦灼与如何抉择,就是这一职业的特征之一。在本书的田野过程及其写作中,作者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在另一本叙述乡村基督教会的书稿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能过多地关注的是他们的窘境,并自认为比较深入地进入到了他们的生活,而对他们喜乐的一面反而缺少体会。在这一点上,有时会让自己对书中叙述的真实性心生疑虑,这一疑虑来自于可能过于用世俗的理性去衡量他们的处境。”这段话虽然不一定适合于本书,但表现的确实是那种“折磨”。任何一段田野经历,都是田野工作者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除了喜悦以外,还可能在心理上留下阴影,并在一段时期内伴随着你的生活。
    某大型赌场内的真人电子博彩机。
    谷雨:你在后记中说,书中“高层”人士口述资料的短缺,似乎是一个遗憾,但也使本书更好地保持了“底层”本色。这里“高层”人士口述资料的短缺,是因为你为了保持本色而没有更多地访谈“高层”人士,还是寻访“高层”有一定难度?刘昭瑞 霍志钊:作者所理解的所谓“高层”,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层和六大博企的高层;一是指赌场第一线的高层。本书《后记》中所说的“高层”,就是指前一种意义上的“高层”。有没有在田野过程中“寻找”到第一意义上的高层?可能还是有机会,但这将会耗费过多的精力与时间,但预计所得到的资料也许并不如人意,或者是与媒体上的公开的个人言论并无二致。毕竟作者想知道的,恰恰是些敏感而“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商业秘密,例如,政府管理者对诸如“赌台底”了解的程度;还有本书屡次提到的“外判”赌场的经营者与赌牌持有商签订的赌场利益分配的商业合同,等等。第二层意义上的“高层”,在本书中并不乏呈现,书中众多“讲述人”中,既有“外判”赌场的总监、贵宾厅的经营者、“中介人”等,还有已跻身澳门社会上层的情色业管理者。
    谷雨是一个致力于支持中国非虚构(Non-fiction)作品创作与传播的非盈利项目,由腾讯网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陈一丹基金会共同发起。寻找优秀的创作者,也寻找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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